政治科目管理
摘要：论证学科的科学性已成为政治学发展的前提。与同时期发展相对较好的学科相比，政治学的发展确实滞后，政治学知识也因其特殊性而具有主观性、价值性、意识形态性等特征。然而，这一切并不影响政治学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的能力。
关键词：政治纪律的科学性
就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而言，没有哪个学科能够像政治学那样在发展过程中捍卫自己的科学存在。由于政治学长期被视为伪科学，直到20世纪最后20年才得到恢复和重建。学科的不成熟和知识的薄弱，让很多人质疑其科学性。加之，人们荒唐地将“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惨痛经历与政治学学科结合起来，以致时至今日，许多人仍然对政治学抱有偏见，认为它不可能是科学。这种情况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代政治学的健康发展。建设中国特色政治学，必须彰显政治学的科学性。
1。思维水平和学科的差异
各种论调有一个共同点，即政治学不是科学，就是他们都用物理学作为科学的模型来衡量政治学。在自然科学乃至整个科学体系中，物理学确实发展得比较成熟。就其客观性、准确性、规范性而言，完全有资格作为自然科学的代表性学科。应该说，用自然科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学科来与政治学进行比较，并用它来衡量政治学的科学性，是允许的、合法的。问题是如何进行比较以及从比较中得出什么结论。
比较是常用的逻辑方法。任何比较都是为了异中求同，或同中求异。求同求异，出发点应该是具有相同前提、相同程度或某些相似之处的事物、现象、系统。如果需要比较的两个系统本身存在客观差异，那么在进行具体比较时，如果不考虑这种差异，仅仅进行简单的类比，结论就不可能可靠。
这个原理也应该适用于物理和政治的比较。从科学发展史来看，力学和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建立较早的门类。以物理学为典型代表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客观差异。对于物理学来说，它检验和研究的对象是无意识的。这种无意识无一例外地存在于自然科学的各个门类中。当然，也有人会引用动物学的例子来反驳。事实上，动物尤其是高等动物虽然有感觉、有知觉，但它们都是无意识的。因为即使是最高级的动物也不可能有理性思维。
正因为自然科学面对的研究对象不具有自觉意识，自然科学在获取经验材料时才能进行客观观察。一块石头、一条溪流、一颗流星的轨迹，它的运行速度，不会因为有人记录或测量而故意改变。石头的去向、溪流的奔腾、流星的掠过，都不以任何观察者或研究者的意志为转移。因此，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所得出的规律的客观性是不言而喻的。
物理知识的科学性也与该学科的实验特点密切相关。自然界中存在的物理现象是复杂的。例如，气体不仅具有体积、温度和压力因素，还具有其他物理特性，例如流速和比重。然而，物理学家在实验室中利用各种装置将气体置于理想状态，并探索理想气体的温度、体积和压力之间的关系。再比如，物体的运动会有摩擦力，但为了找到匀速直线运动物体的速度、时间和距离之间的函数关系，物理学家可以在实验室中限制某些因素，创造某些条件，从而得到理想条件下物体的运动规律。而且，无论是物理还是化学，为了获得某些方面的知识，人们都可以创造相同的条件，反复做某项实验。一个特定的实验不仅可以在同一个地方进行，也可以在世界的不同地方进行。在科学上，只有人们能够在同一个地方或不同的地方按照规定的条件进行同样的实验并得到相同的结果，这样得到的规则或规律才能得到科学界的普遍认可。
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学的这些特点，显然是政治科学或其他社会科学所不具备的。那些在政治生活中拥有关系和活动的人是有目的和有意识的人。这是政治学和物理学乃至所有自然科学的巨大区别。在政治科学研究中，政治学家永远不可能邀请人们进入实验室去创造理想的政治生活，也不能重复地创造某个民族之间的理想政治生活。进行完全相同的政治实验。如果你想把物理学中的上述研究和实验方法应用到政治学的研究中，并以政治学不可能使用这样的方法为依据，就得出这个学科不是科学的结论，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并违反法律。科学的。政治学是否科学，不能用这种方法或标准来判断。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衡量。
想要否认政治学是一门科学的人之所以用物理学的发展水平来要求政治学，还包含着另一个思维假设，即在同一时代，各个学科的成熟度水平应该是相同的。相同的。也就是说，到了20世纪，物理学已经成熟、相当精确、标准化了。按理说，同一时代的政治学也应该是一样的。如果不是这样，即政治学不成熟、不准确、不规范，那么问题就在于政治学本质上不能成为一门科学。这一观点的基础是，在同一时代，科学思维的水平应该是相同的。具有相同思维水平的思想家，无论从事哪个领域，都可以使该领域的知识达到相同的科学性水平。
问题是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就人类思维的发展而言，每个时代确实有代表那个时代的思维水平。正是因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思维层次，人们才能知道人类思维发展的轨迹。然而，承认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思维水平并不意味着承认所有人同时处于同一思维水平。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人类某个时代的思维”这个词，但它只是指某个时代的代表性思想家能够达到的思维高度，而绝对不是指这个时代的全部思维。 。仅仅因为人们已经达到了如此高的思维水平，并不意味着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所有研究者和思想家都无一例外地在同一思维水平上创造精神文明。对于学科发展的这种差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做出了合理的评价。他认为，很多社会学家也有同样的误解。他们认为，社会学家和物理学家都处于20世纪，同一时代的文化应该具有同样的成熟度。因此，社会学也应该像物理学一样达到成熟和完善。默顿嘲笑社会学中这种麻木的自满情绪。他说：“虽然物理学和社会学都处于20世纪中叶，但这并不意味着一门学科的成熟可以用来推论另一门学科。毫无疑问，今天的社会学家生活在一个物理学被忽视的时代。”相对而言，物理学已经到了一个理论概括性高、实验精度极高、研究方法多样化、技术副产品丰富的时代，因此很多社会学家把物理学的成熟程度作为自我评价的标准。与哥哥们比较，分享荣誉。而当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没有哥哥们那样的强健体魄和势不可挡的冲锋时，一些社会学家就泄气了。 [1] 默顿认为，20世纪的物理学和20世纪的社会学之间存在着数亿小时的连续科学和累积研究。今天的社会学可能还不是爱因斯坦的时代，因为还没有开普勒，更没有牛顿、拉普拉斯、吉布斯、麦克斯韦和普朗克。如果我们将政治学与物理学进行比较，我认为差距可能会更大。 2. 科学性与主观性
反对政治学成为科学的人提出的上述论点应该说是值得认真思考的。如果简单地抛弃这些论点并认为它们是“荒谬的”，那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和不科学的态度。对于一个严肃、科学的政治理论研究者来说，他必须接受这一挑战，对每一个论点做出现实、客观的评价。在政治生活中，政治行为体，无论是政治角色还是政治组织或团体，主要通过选择行为目的和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志自由”。从表面上看，这种选择似乎是“任意”、“随意”的，但如果仔细研究代理人选择的过程，人们会发现代理人心中的目的并不是主观的或自发的。从天而降的东西是这个主体所处的现实环境和条件与其需要相互作用或相互反映的结果。也就是说，政治行为体的行动目的绝不是任意的、任意的。它是主体的客观需要与主体可能遇到的实际条件对比的产物。因此，目的不是任意的或纯粹主观的，而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正是在客观目的的影响下，政治行为体的活动和渠道才具有确定性。方法、手段、途径总是服从于一定的目的。因此，人类的“自由意志”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自由和难以捉摸。它的意志的作用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复杂得难以理解。从正常的理性思维出发，我们不得不承认，意志自由是有界限的。这个边界是完全由客观条件决定的实际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行为体的需要。
在政治组织或政治团体中，政治行为的自由选择从来不像政治角色那样充满表面的偶然性。当一个政治组织或政治团体选择行为的目的和方法时，发挥作用的是该政治组织或政治团体每个成员的个人目的与该目的所决定的个人行为方法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结果性质的因素。对于个体参与者的活动来说，他们只是这个系统的组成部分。这些成分严格遵循力的“平行四边形定律”，并构成了它们对整个系统的作用。合力具有不受分力影响的客观必然性。
这种“平行四边形力量法则”不仅适用于分析某一政治群体的目的和行为方式，而且完全适用于分析更大范围乃至整个政治行为。社会制度。 。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每一个政治角色的目的和方式、每一个政治集团的行为，无论从某一部分来看有多么重要，都只是整个社会体系中的“局部力量”。 ”，他们最终都会融入到整体的“合成力量”中。这种合力不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是完全客观的。可见，人类的自由意志永远不会阻碍人们对政治生活进行客观的研究，也不会阻碍政治学成为一门科学。
因为政治行为体有选择行为目的和方式的自由，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过程和结果。正是这一点使政治生活变得复杂化。然而，利用这种复杂性来避免进行详细和长期的研究工作，并轻易得出政治不能成为科学的结论是错误的。说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简单，另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复杂，实际上只是相对的意义。许多人引用物理学，认为物理运动的参数很少。正是由于物体的这种简单性，物理学才变得科学。事实上，这种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物理现象比牛顿三定律概括的物理系统要复杂得多。也许其复杂性并不亚于政治现象。只是物理现象复杂、多样、多变的性质被物理学家在实验室严格控制条件的方法大大简化了。他们实际上处理的是“理想气体”、“理想固体”和“理想液体”。他们只是在物理学家要求的理想条件下研究这些现象，并努力找出少数参数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关系。有规律的事情来了。通过这种研究方法，政治学家可以抛开各种非基本限制因素，只研究影响政治行为的一些基本参数，找出其内在的、稳定的联系。
有人可能会对这种研究方法表示怀疑，认为只考虑政治生活中的一些主要事情会导致片面性。从性能的角度来看，这种怀疑似乎是合理的。人们对政治现象的研究应该力求全面，最好能够考虑到政治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但这种想法在实际研究中并不可行。人们最多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掌握政治现象最基本的部分，而不可能研究政治生活的所有细节、环节和次要属性。人们唯一能够而且应该做的，就是根据实践的需要，科学地寻找政治生活的主要方面、主要环节、主要属性、主要联系。
要求政治学家掌握研究对象的所有环节、所有方面、所有属性，就相当于要求物理学家掌握物理现象的所有环节、所有方面、所有属性。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也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因为没有物理学家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只是一个在地上滚动的小球，即使牛顿在场，他也无法预测小球在运动过程中遇到的所有情况。比如，小球一旦落地，就稍微有些凹凸不平。由此产生的轻微偏转或波动用精确的公式表示。物理学家在处理这么简单的体育运动时仍然这样做，那么我们怎么能在比物理学不成熟得多的政治中提出那些不人道和苛刻的要求呢？
3。科学性与价值
在政治学中，甚至在所有社会科学中，人们都会遇到价值评价的问题。政治生活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现象和政治进程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人类评价任何政治结构、政治规范甚至一个政治事件，都不可能不考虑其作用和影响，基于个人和群体的利益来评价赞成或反对。尽管现实政治生活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政治冷漠阶段，但这种冷漠绝不是孤立于政治之外的。这只是表明某些政治人物对自己目前的政治地位和政治环境的不满和厌恶。冷漠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评估。因此，我们要想在真正的政治形态中生存和发展，只讲政治事实而不讲对政治事实的评价，不考虑已经发生的政治事实是否应该发生。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做不到的。到达的。尽管大卫·伊斯顿将乔治·霍兰德·萨宾视为保守派政治理论家，并攻击他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联系起来，但如果你仔细阅读萨宾的书，你会发现他的话仍然有道理。萨宾在《政治学说史》第一版的序言中指出：“忠于历史资料——这是每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的义务——或者承认偏颇——这是每一个诚实的历史学家的义务。每个人都有它——但他们不能声称自己是公正和无私的。否则，自称公正要么是浅薄，要么是吹牛。”[2]
萨宾所说的偏好是价值评价的委婉说法。问题不仅是政治学研究是否要进行价值评价，而是这种评价是否会使政治学知识失去其科学性。在人类知识的发展中，真理、正义和美德是统一的。真理永远代表正义和美德；正义和美德永远是真实的。因此，事实与价值、“是什么”与“应该是什么”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政治生活中，任何“应该”的规定都源于人类向前、向上发展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最终只能基于政治生活中固有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而提出。因此，政治学家如果能够坚持站在代表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的立场上，用反映人类政治生活发展规律的规范、原则、理想来为现实的政治生活作出贡献。价值观对于政治事实的评价，这种评价不会削弱政治学知识的科学性。相反，由于政治学将真理与正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它不仅反映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而且符合一切政治生活的动态情况。作者和创作者是人类的要求，因此更科学。
行为主义政治科学家经常谈论自然科学研究中的价值中立倾向，并以此要求其他政治科学家在非此即彼的逻辑框架中做出痛苦的选择：还是坚持像自然科学那样科学自然，那么，我们就应该像自然科学一样，拒绝或拒绝价值评价，也就是所谓的“价值中立”；或者在判断事实的同时坚持进行价值判断，那么这与自然科学的本质是一样的。相互矛盾，使政治学失去了科学性。
行为主义者的上述观点，包含着一条不言而喻的“公理”，不能用于自然科学，也不能用于价值判断。换句话说，自然科学的价值是无法评价的。这个所谓的“公理”其实是荒谬的。既然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产物和工具，因此，自然科学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人应该成为自然科学的尺度。人类的这种地位和作用，必然要求自然科学为自身服务，并根据人类的需要来完善和发展。这必然导致人类对其所进行的自然科学研究的价值评价问题。当然，自然科学不会因为这种评价而失去其科学性。同样，政治学和所有自然科学一样，也不排除价值判断，它正是通过严格的价值评价来不断提高其科学性。 4.科学性与思想性
与价值相关的是意识形态。现实生活中，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也有不同。一种理解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中存在的基于某些阶级利益的错误认识或一系列与客观现实不符的政治神话和幻想。这种认识与意识形态的本源和西方政治传统有关。另一种理解是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它是与以社会心理学形式表现的社会意识相对应的范畴。
“意识形态”的概念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一批理论家和思想家主张某种“意识形态科学”，以反对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研究。他们认为，要破除宗教迷信，反对神学幻想，就必须寻找和创造一定的思想工具和手段。这种思维工具和手段就是“意识形态”。显然，这种对意识形态起源的认识已经包含了一些主观性、强制性和功利性的成分。
这种对意识形态认识的消极因素后来被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继承和滥用。它逐渐演变成捍卫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病态的政治神话和政治偏见。对于这种思想，马克思和一些进步思想家曾进行过批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明确指出，当时的德国思想界充斥着反映没落封建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私利的错误思想和政治幻想。他把这些称为“当时德国社会的缺陷”意识形态“。他还指出，无产阶级必须与一切反动阶级进行斗争，才能认识这种意识形态的反动本质，树立正确的哲学思维。
西方政治学家曼海姆也从另一个角度区分了两种“意识形态”。一是特定的意识形态概念，“或多或少有意识地掩盖真实情况”；这个概念内涵更广，它是“一个时代或特定历史社会群体或阶级”的意识形态。 [3]这样，人类现实政治生活过程中就存在三个“意识形态”因素：一是掩盖政治生活真相、以虚假事物迷惑公众的政治宣传说教；二是代表一定阶级、群体的政治原则、立场和理想政治理念的政治宣传和说教；一是作为系统化、规范化的社会政治心理学而存在的精神概念。这三个意识形态因素常常交织在一起。
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有一种代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就包含这三个要素。这种意识形态认为“美国社会的本质是正确的、美好的，做出其他的选择和安排是不现实的”。 [4]美国官方用这套理念来推行其全球战略。凡是符合美国意识形态的，美国都会支持，凡是不符合美国意识形态的，美国都会打击。美国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普及其意识形态。美国官方的政治科学研究也渗透着这种意识形态。
在美国主导的西方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发挥着较大的作用，它不仅代表当代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体现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则、立场和理想，而且还包含着掩盖事实、欺骗公众、麻醉人民的事情很多。尽管西方许多政治学家都想否认意识形态在政治研究中的作用，但实际上这种具有强制性和神话性的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免对西方政治学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影响。
一些政治学家创造的神话政治研究的实际情况
意识形态不再合适。传统和新兴意识形态无处不在
意识形态
政治科学是价值中立的。美国政治学是基于意识形态的
以国家为基础，服从统治机构
政治生活建立在多元化的基础上，占主导地位的英美模式不能
平稳、协商、共识质疑资本主义和强权政治
的真正含义参见 R.H. Chilcott：《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5〕
随着西方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政治偏见，许多政治学家提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命题。这个命题本身既包含着理性，又包含着神话色彩。如果仅用它来消除西方政客言论和大众媒体掩盖严酷社会现实的欺骗性成分，这一主张是合理的。然而，如果想用这个命题来表明任何政治立场或理念不会对政治研究产生影响，那就是在宣扬另一个令人困惑的政治神话。
否认意识形态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影响，或者试图取消意识形态，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在宣扬一种自欺欺人的神话。依靠这个神话是不可能实现政治学的科学研究的。在现实政治研究中，政治学家总是以一定的意识形态来观察和思考政治生活，描述和评价政治生活的存在和发展。只有承认意识形态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影响，并充分考虑这种影响可能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政治学家才能在研究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态度。 ，从而努力保持研究的科学性。
5。科学性、统一性
相当多否认政治学科学性的人以物理理论的统一性为标准，断言在众多相互竞争的理论体系下政治不可能是科学的。然而，如果我们简单回顾一下科学发展史，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按照“分散——统一——分散”的规律发展的。人们喜欢今天的物理学，因为它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基本统一，很少有其他学派或流派可以与之竞争。然而，物理学并没有一下子达到目前的状态。
在此之前，物理学家在该学科的许多重要领域观点不一致，争论十分激烈。例如，关于光的本质的观点，“粒子论”和“波动论”之间一直存在长期争论。又比如，爱因斯坦学派和海森堡学派也对什么是物理学的“真实性”进行了长期争论。然而，物理学家并不会因为不同流派、不同体系之间的差异和争论而轻易下结论并否定物理学的科学性。
默顿表达了他对同一领域不同流派、不同体系之间的竞争和争论的看法。他认为学科内理论或体系的争论和分化具有积极的作用，将使各种问题和观点得到充分的解释，并逐渐汇聚成一个更大的理论体系。同时，默顿也客观地分析了制度和理论争议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在这种争论中，就会产生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自然就会成为固定模式。他谈到了社会科学领域的情况，“各个阵营的社会学家只是选择性地观察对方阵营的研究工作。他们在对方阵营的研究中首先看到的是敌对模式，引发一种挑战状态，然后很快把对方的偶然话语当作理论的核心，把某种强调当作整个信仰，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越来越不愿意去研究对方的成果，因为对方的理论纯粹是谬误，而他们两眼盯着，互相看文章，只找猛烈攻击的对象。 [6] 这种情况将导致理论研究的两极分化，使本质上并非对立而是互补的理论变成不可调和的体系。
对于不同的学科，理论和体系的争论和分化程度是不同的。越是处于发展阶段但尚未完善和成熟的学科，系统分化和争论的程度就越大。然而，这种分化和争论是学科走向成熟、变得更加科学的必要步骤。政治学当前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了这一学科体系和理论的复杂性和竞争力，但绝不是说这门学科不科学。相反，它标志着政治学正在走向发展和完善。
一门学科从缺乏科学性到充满科学性的发展过程中，体系与流派之间的争议将会持续。当一个问题的争论结束时，统一的规则和规范就会牢固地建立起来。但知识发展的这种平衡状态很快就会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思想和新的论点。因此，政治学在自身的发展中无法避免争议，也不应该避免争议。正确的做法是结合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自由地进行讨论，在正常的学术争论中，使政治学知识更加贴近政治生活的客观过程。
注：
〔1〕〔6][美]Robert King Merton：《论理论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64-65页。
〔2〕【美】George Holland Sabine：《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序言第4页。
〔3〕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路易斯维特和爱德华·希尔斯著，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和世界，1936年，第55-56页。
〔4〕〔5〕【美】R.H. Chilcott：《比较政治学理论:新范式的探索》，高宇、潘世强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9页。
